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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君汉景帝的另一面:杀名将,名臣逼死亲子

  作为“文景之治”的开创者之一,汉景帝刘启爱护百姓、鼓励农桑、轻徭薄赋、减轻刑罚,使当时的社会更加安定,百姓更加富足,封建统治秩序日臻巩固;尤其是在他谦恭简朴、以身作则的带动下,社会风气也日趋好转。汉景帝因此被后人奉为不可多得的盛世之主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景仰、膜拜的好皇帝,却先后做出了怒杀吴太子、饿死邓通、腰斩晁错、冤死周亚夫,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的事情来,无不暴露了一代明君暴戾残忍的另一面。

  刘启(前188~前141年),汉文帝刘恒的第四子,因为三个哥哥早死,才幸运地被立为太子。公元前157年6月,汉文帝病逝,32岁的刘启登基,即汉景帝。汉景帝的暴戾残忍,并非当了皇帝后才养成的,而是与生俱来的。《史记·吴王濞列传》载:“孝文时,吴太子入见,得侍皇太子饮博。吴太子师傅皆楚人,轻悍,又素骄,博,争道,不恭,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,杀之。”意思是说,汉文帝时期,吴王刘濞的太子在京城与刘启下棋时,由于无礼耍赖,且态度十分骄横?被刘启以棋具击杀。当时,刘启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。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博弈之争,就把自己的堂兄弟给活活打死,可见他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暴戾的骄悍之人。

  如果说打死吴太子,尚有些年轻气盛的因素,那么汉景帝即位后对邓通的修理,可就明显的是处心积虑了。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,深受信任和恩典,并“赐邓通蜀严道铜山,得自铸钱”。据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记载,汉文帝曾患痈疽,邓通便用嘴为其吸吮脓血。“文帝不乐,从容问通曰:‘天下谁最爱我者乎?’通曰:‘宜莫如太子。’”为了检验刘启是否真的最爱自己?刘恒就让他像邓通那样为自己吸吮脓血。刘启不得已只好照办,吸时却面露难色。事后,刘启听说“邓通常为帝唶吮之,心惭,由此怨通矣”。汉文帝死后,汉景帝掌权后不久,便“尽没入邓通家”,甚至一根簪子也没留给邓通。可怜邓通从一个大富翁变成穷光蛋,“不得名一钱”,最后竟然饿死在了别人家里。

明君汉景帝的另一面:杀名将,名臣逼死亲子

  汉景帝在位期间,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“七国之乱”了。这次叛乱的导火索,就是晁错的《削藩策》。其实,削藩的点子是汉景帝出的,晁错只不过是把景帝的意图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而已。但是,一旦狼来了,晁错就成了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,成了汉景帝推卸自身责任的替罪羊,成了汉景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无辜牺牲品。“无臣子之礼,大逆无道”,是汉景帝扣在晁错头上的帽子;诛杀晁错,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。汉景帝派人到晁错家传旨,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。可怜晁错为汉家天下日夜操劳,临死前竟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,最后落得个腰斩的悲惨下场,全家人也一起遭难。为了求得一时苟安,汉景帝昧着良心“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”,其残忍行径令人心寒齿冷。

  周亚夫是平定“七国之乱”的第一功臣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臣,却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。汉景帝改立太子时,周亚夫表示过反对,因此开始被疏远。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时,周亚夫认为背主投降之人不应封侯,汉景帝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。周亚夫身为丞相,多次建议均得不到采用,加上他在宫廷树敌较多,只好称病辞职,这正中汉景帝下怀,立即宣布免去其丞相职务。周亚夫辞相后,汉景帝还不满足,竟然专门设计了一场闹剧来戏弄周亚夫。一次,汉景帝在宫中赐给周亚夫一大块肉。周亚夫见肉没有切割,也没有筷子,知道是皇上故意戏弄自己,心中大为不平,令尚席官去取筷子。汉景帝竟笑着对他说:“这还未满君意?”周亚夫一听,怕得要死,赶紧起座下跪,脱帽谢罪,感谢皇帝赏赐,君臣不欢而散。后来,周亚夫因其子买县官器具受牵连。汉景帝授意廷尉以谋反案进行审问,周亚夫悲愤交加,在狱中绝食五日,呕血而死。周亚夫死后,汉景帝怒气未消,下令绝其侯国,不准周亚夫之子嗣为侯。

  对待功臣如此,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又会怎么样呢?汉景帝共生了14个儿子,其中栗姬生的刘荣为其长子。公元前153年,汉景帝立刘荣为太子,同时封刘彻为胶东王。三年后,因为栗姬失宠,汉景帝废刘荣为临江王,另立刘彻为太子。临江王宫比较狭小,起居不便,刘荣便想要扩建,偏偏王宫旁边就是汉文帝的祭庙。于是,刘荣被人以“侵占庙地”的忤逆恶行,告到了景帝面前。对于这桩牵强附会的案件,汉景帝没有亲自询问,而是打一开始就把儿子交?了郅都。郅都是有名的酷吏,理狱虽秉公,但也极严厉,落在他手里,如羊入虎口,绝无生路可言。可见,对于这个失宠、失势的儿子,汉景帝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,至少在情感上已经抛弃了他。果然,郅都责讯甚严,刘荣恐惧,请求给他刀笔,想写信直接向父皇谢罪,郅都不许。窦婴闻讯后,派人悄悄送来刀笔。刘荣向父皇写信谢罪后,绝望地在中尉府自杀。刘荣自尽的消息传来,汉景帝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自责和惋惜,只是不以为然地下令收葬了事。

  用文臣而诛杀文臣,取武将而冤杀武将,仇邓通而饿死邓通,废太子而逼死亲子,?景帝过河拆桥、翻脸无情、睚眦必报、寡恩忍杀的另一面已经跃然纸上。而在平息七国叛乱时,从他所颁布的“以深入多杀为功,比三百石以上皆杀,……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,皆要(腰)斩”的诏令来看,汉景帝确系一个好杀之人。公元前141年,汉景帝去世,葬阳陵,从阳陵南边发掘出数里长的殉葬坑规模估算,殉葬的刑徒应在万人以上,很多骨骸的手脚上还戴着镣铐,有的被斩首,也有的被腰斩。这一具具白骨,一件件刑具,无不向世人哭诉着汉景帝的暴戾和残忍。汉景帝死后,没有像汉高祖、汉文帝、汉武帝、汉宣帝、汉元帝那样称宗立庙;在后人所讲的“汉称七制”中,汉景帝也没有像高帝、文帝、武帝、宣帝、光武帝、明帝、章帝那样得到一席之地。这样的归宿,不能不说是与汉景帝生平虚伪、奸诈、寡恩、忍杀,致使亲戚寒心、臣下伤感有关。

  明英宗朱祁镇,明宣宗朱瞻基长子,九岁即位,年号正统,明朝第六代皇帝。即位时有三杨辅佐(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)和英国公张辅,社会尚算安定。自正统七年(1442年),王振掌权后,政治开始腐败,塞外的瓦剌不断抢掠。1449年,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,由于用兵不当,导致“土木堡之变”。明英宗被俘之后,北京的明众臣为稳定人心,以于谦为首的大臣们,主张立明英宗的亲弟郕王朱祁钰为帝(即景泰帝),史称明代宗。此后,大明和瓦剌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。

  如果不是于谦那句“言南迁者,可斩也”的厉声高呼,留守北京的大臣们就会犯逃跑主义,大明帝国就会轻松地丢掉半壁江山;如果不是于谦那句“社稷为重,君为轻”的大义言辞,狼子野心的也先就会继续以朱祁镇为要挟,明英宗就不可能有再登皇位的人生转折。然而,明英宗成功复辟后的当天,就迫不及待地把于谦以“谋逆罪”关进了死牢,五天后“弃市”。

  每次读《明史》读到这里时,笔者在为于谦身遭惨死扼腕叹息、悲愤落泪的同时,也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。论清廉,于谦自奉俭朴,两袖清风;论能力,于谦胆识非凡,处乱不惊;论人格,于谦心系国家,义薄云天;论操守,于谦安于淡泊,刚正不阿。于谦对大明帝国有再造之功,再说明英宗能够重返大明,也全靠于谦与也先的智勇周旋,这一点明英宗比谁都清楚。但他还是一边说着“于谦实有功”,一边下达了死刑命令。那么,明英宗为何非要置于谦于死地呢?

明君汉景帝的另一面:杀名将,名臣逼死亲子

  通过“夺门之变”复辟的明英宗,首先面临着的一个重大问题,那就是如何为自己的君统“正名”。为此,明英宗废除了景泰帝名号,改元“天顺”。天者,天命所归;顺者,顺应民心。年号虽然改了,景泰帝也已经废了,而对当初危难时刻拥立景泰帝上台的主谋于谦如果不加以惩治,显然还不足以证明其复辟之君的政治合法性,无法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复辟是“天命所归”和“民心所向”。所以,当徐有贞提醒他说“不杀于谦,此举为无名”后,为处置于谦犹豫再三的明英宗终于下定决心,杀掉于谦,抄没家产,家人充军。

  失去过,才会懂得去珍惜和拥有。明英宗从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,变成一个身陷囹圄的阶下囚,继而成为一个被景泰帝幽禁长达七年之久的太上皇,最后梦一般的再次坐上皇帝宝座,期间的辛酸、悔恨、羞辱、磨难,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。所以,他对失而复得的皇位愈发珍爱。杀掉于谦,不过是他树立权威、挽回颜面的无奈之举。然而,于谦毕竟是无懈可击的,找不到罪名,这让明英宗很头疼,于是宋高宗冤枉岳飞谋反的伎俩又派上了用场。不过,岳飞的罪名是三个字“莫须有”,而于谦的罪名是两个字“意欲”。

  于谦被杀,“天下冤之”,京城百姓无不为之落泪,就连皇宫内的孙太后也为之感叹。然而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因为对于明英宗来说,皇权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明英宗死后,他的儿子明宪宗即位,于谦的冤案很快得以昭雪。明宪宗在赐给于谦的祭文中说:“卿以俊伟之器,经济之材,历事先朝,茂着劳绩。当国家之多难,保社稷以无虞,惟公道之独恃,为权奸所并嫉。在先帝已知其枉,而朕心实怜其忠。”祭文中,明宪宗把于谦的死完全归因于徐有贞、石亨等人的迫害,多半是为明英宗开脱。不过,明宪宗即位后能立即为于谦平反,也多半是受了明英宗的特别叮嘱。人做错了事情,总会内疚不安的,皇帝也不例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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